大概是在初一时，我开始出现轻微的头疼。每当长时间看书或学习的时候，头就会隐隐作痛。最初，我还能靠自己宣泄情绪来缓解这种头疼的症状。但到了初二，头疼就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剧烈，那些无法被化解的焦虑、烦躁和恐惧，成为我学习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在一所非常好的中学，同学都很卷，我必须时刻努力学习才能把自己的成绩维持在班级的中等偏上这个位置。这种无形的压力逐渐把我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渐渐地，我的头疼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在学校的学习了。遗憾的是，医院的治疗并没有缓解我的头痛。老师很理解我，如果实在头疼得厉害，允许我趴在课桌上休息。因为我人缘很好，同学们也都会时时关心我的身体情况，这让我觉得，我可能影响到了同学们了。

初二下学期，我在父母的陪同下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本来以为是短暂的休整，却没想到这成了我长时间休学的开始。那次住院持续了两周。由于使用了激素类药物，我的体重一下从120斤涨到了140斤，身材的变化让我变得越来越不自信，我的心里也愈发压抑。出院之后，我再也没能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情绪就像房间里的灰尘，你越是视而不见，它就越积越厚，总有一天会严重到让你无法呼吸的地步。伴随着躯体化症状越来越明显，我困惑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找不到这些人生终极问题的答案。正常人这个时候应该会先放下这些追问，先去做其他事情，但是头疼的客观因素让我始终没有办法放下。

从初三一直到高二，我基本上都待在家里。虽然作息不至于彻底颠倒，但我早已脱离了正常生活的节奏。玩电子游戏成了我逃避现实、缓解焦虑的方式，在游戏中认识的朋友也逐渐取代了现实生活中的同伴。我心里的孤独感变得越来越强烈。

这期间，我曾经尝试过两次返校。但都因为头疼复发、注意力难以集中，不得不中途放弃。我的身体好像时刻在提醒我：你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可我始终不愿就这样放弃，我想要去学习，赶上大家，不能再这样无所事事地待在家了。

转机出现在2023年11月。之前医院治疗我的心理医生去一家心理支持机构工作，我的父母问我要不要去那家心理机构接受治疗。我心里想着既然我在家也是待着，不如去那里尝试一下。于是在那里，我接受了系统的心理干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让我感受最深的是那里的氛围，没有人催你，也没有人逼你。大家都很温柔，也有耐心。这和学校里那种紧张的节奏完全不同。

2024年夏天，我试图复学参加高考。但是那次尝试还是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同学们都一直在学校学习的，而我跟不上学习进度，学习压力太大。我又回到了家里。

整个复学的过程中，家庭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复杂的存在。我父母对我的态度从“你得去上课”变成了“你开心就好”。但我知道，他们也并不轻松。“你开心就好”更多是他们对我现状的一种妥协，而不是彻底的接受。有时候我也会想，我是不是拖累了他们。虽然我和父母从来没有爆发过激烈的争吵，但那种微妙的压力始终存在我们之间。他们不强迫我，我也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没办法。

我们想让对方去做一件事情时，我们往往会选择那种听上去有点像命令的表达，结果就闹得很僵很僵。更激烈的情形，他们可能不说话而直接采取行动。早饭做好了就摆在那里，他们想让我起床，会直接拉开窗帘，让刺眼的阳光照着我醒来，而我可能会起床拉上窗帘，再度躺回到床上，以示我的反抗。

其实你看到的东西是随你心境变化而变化的，当我压抑的时候，我看家里会感到压抑，我对人的态度也就会压抑。但是当我觉得心境开阔的时候，我就觉得家里其实挺温馨的。当所有人都推着你改变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改变。只有当你愿意放下自己的坚持，往前走的时候，才可以真的走出来。

又经过了3个月的心理康复，我还是决定要去参加高考，为我的青春画上一个句号。在新的备考阶段，我没有选择去学校备考，而是去了一家学习机构。我很快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状态和节奏。在平静的心态之下，和同龄人相比，晚了2年的我终于完成了高考，结果还不错，我即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攻读心理学专业。

现在的我一边开始学习雅思，一边开始读释迦牟尼、老子和庄子这些大师的作品。我经常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他们那样通透，也许这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患有抑郁症的人了。对我来说，这不仅是简单的升学，更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的开始。